在“一个哀伤者的国家”，人们需要的，正是一座供仰望、供依靠、供忏悔的神像

　　公元2000年前的某一天，乔治·W·布什对竞选总统仍然犹豫。他的母亲、前芭芭拉同他上教堂，牧师布道讲起先知摩西带领犹太人，排除万难走出埃及。芭芭拉用手肘碰碰小布什：“这是在说你呢。”小布什如受天启，决意参选。

　　如果说，8年前小布什抓住上帝的袍子，出现在美国人面前，那么对于2008年的美国而言，贝拉克·侯赛因·奥巴马，就是上帝。

　　在华盛顿坐地铁，好几次看到一顶用亮石拼出“Obama”(奥巴马)字样的黑色编织帽一闪而过，帽子下面大多是黑人脸孔。后来读到，《时尚》主编安德烈·利昂·托利最近也一直戴着这样一顶售价20美元的帽子，四处标榜他的“时尚宣言”。

　　2008年8月28日晚，奥巴马参加代表大会，正式接受党内总统候选人提名并发表演说。会议召开前，奥巴马决定将演说地点从党代表大会现场转移到当地一个足球场，以便容纳更多听者。足球场容量为75000人，而他本人，也得以被450盏聚光灯同时打亮。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为了一场讲演，更改大会地点。

　　“如果有人说，奥巴马获胜是因为正值金融危机，那么他只说对了一半。他赢了，因为他展现了如何面对危机。”专栏作家乔·克莱因写道。

　　不止一次，听美国人谈论奥巴马时，更多不是关于他的政策，而是在任何场合、任何时候，他表现出超人的自控力。如果没有电视辩论，肯尼迪当年不一定赢得了尼克松。而在电视的时代，奥巴马注定成就王道。

　　看不到他有一丝慌乱，他永远像一尊挺立的石雕。两年多漫长的选举之路，明枪暗箭，未能在他脸上留下压力，至多是《时代》杂志女摄影师拍到过，他在一所大学穿着深色西服做引体向上的背影。

　　伊战泥潭、金融海啸，“美国正变为一个哀伤者的国家”。他们需要的，正是一座供仰望、供依靠、供忏悔的神像。

　　美国作家比科·莱尔利两年前带着孩子去夏威夷度假，巧遇奥巴马——当时后者已宣布两周后竞逐总统。同样在度假的奥巴马全然不觉被打扰，与他大谈当地的汉堡包、玩乐的地点、正在阅读的书籍……

　　“并不意外，他的生计就是关于‘赢得好感’。”莱尔利受宠未惊，“但意外的是，我突然感到，他就像我们在巴黎，在香港，在中东碰到的那种人，很难马上说出他来自哪里，但又似乎跟哪里都沾边……他自己也谈到全球化、地球村。”

　　说实在的，一路选来，自然愿意看到奥巴马睥睨群雄、一竞技注册光芒四射，但当他优势明显的时候，我却对自己说，他还是做明星吧，不是总统。这场选举，越来越像加长版“美国偶像”。

　　然而，11月4日的那个晚上，当不分肤色的听众，随奥巴马发表胜选感言而泪流满面，如痴如醉，我开始理解，奥巴马所代表的“变革”是如何正中美国人心坎。

　　7年前，“9·11”发生的第二天。一个在北京做导游的朋友告诉我，他接待的美国团落地，一个老太太哭喊着跟他拥抱：“一切都变了！”7年中所发生的，所改变的，不仅仅是几次战场上的胜负。美国被改变了——为了更多安全，孤立了自己。

　　托马斯·弗里德曼曾经写过，美国驻土耳其大使馆从与周边社区融为一体的便利之地，迁入远离闹市铜墙铁壁的城堡，“连只鸟都飞不过”，隔绝了所有可能。

　　美国拥有了更多安全，却失去了与世界的交流与创新，更无从带来希望。美国需要重新融入世界。而奥巴马本人，正浓缩了美国所面对的矛盾：如何令黑肤色与白人血统共处？如何安抚非洲老乡，又不令本土亲戚难堪？如何把印尼学校同哈佛大学联系起来？

　　奥巴马一辈子为自己寻求的答案，正是今日美国所面临的问题。“不再是非洲裔的美国，不再分亚洲裔的美国，我们是美利坚合众国……”他的胜选证明，对于今日美国，今日世界，重要的，不是他来自哪里，而是他去向何方——将带领一个国家去向何方。

　　奥巴马拥有一支竞选“军团”，已经不再是秘密。选举团队一般是即兴组合，如小型爵士乐队，而奥巴马则建立起一支合作无间的交响乐团。他们高效而低调，务实而节约，杜绝内讧，对外严谨，荣誉全归奥巴马。

　　“希望政治”的主题，是由曾经为克林顿撰写名言“通往21世纪的桥梁”的大卫·阿克塞尔罗德一手包办；讲演稿中的感性小故事，常常由瓦莱丽·贾勒特在飞机上提供；科技投资公司帮助他们用的方式更新选民资料库……甚至有了“奥巴马管理学”一词。

　　不过，随着竞选团队功成身退，奥巴马揭晓的“安全团队”、“经济团队”、“能源团队”等，仍然凸显务实与专业的原则。

　　没有什么不可能。希望与风险同在。而美国人选择的勇气证明，立国两百年之后，这个国家仍在自我完善之中。（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周轶君发自香港）